《品读群书治要》40 用人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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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余莉开讲》第四十集
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：
我们今天讲用人的重要性，在《群书治要》中特别强调重用贤人的意义。我们可以把用人的重要性归纳为三个方面。第一就是用人关系国家的治乱。
在《汉书》上说：“任贤必治，任不肖必乱，必然之道也”。任用贤德的人，国家才能够得到治理，而任用不贤德的人国家必然混乱。这可以说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，得到的必然结论.
在《典语》上也说：“夫世之治乱，国之安危，非由他也”。说这个国家治理得好坏，社会的安危，不是由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“俊乂在官，则治道清，奸佞干政则或乱作”。如果君主喜欢的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，而且德才兼备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，这个国家政治就会清明。相反如果君主喜欢奉迎巴结的人，而且邪恶之人干预朝政，这个祸乱就不可避免。
那么在《群书治要·墨子》中，提到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，任贤使能，并不重视。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。他说现在的王公贵族，都想使国家富裕，人民增多，希望法令得到合理有序地运转。但是却不懂得尚贤使能。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“士君子只明于小术，而不明于大道。”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假如现在的王公贵族有一只牛羊不能够宰杀，他一定会找一个好的屠夫来宰杀牛羊。如果有一张破弓不能张开了，他也一定会找好的工匠来修补。虽然身边有骨肉至亲，或者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，相貌俊美的人，但是他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技能。一定也不会让他们去做这些事，为什么呢?唯恐他们败坏了自己的财物。所以王公贵族们对这些事，尚知道尚贤使能，但是对于治理国家呢，却不知道尚贤使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到真正治理国家的时候，王公贵族会不假思索地，举荐任用他们的骨肉至亲。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，或者是相貌姣好的人。由此可见这些王公贵族亲爱他的国家，重视他的国家，还不如亲爱他的坏弓，重视他的牛羊一类的财物。所以说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，在位者，都是明于小术，而不明于大道的。那选一个比喻非常形象恰当。
在《说苑》上说，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，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。如果得到贤德的人，这个国家就会安昌，失去贤德的人，国家就会灭亡。自古至今无不是如此。
所以古代的这些圣明的君主，都非常尊重贤才。在《新序》中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。这个魏文侯非常重视贤才。他怎么表现的呢？每一次路过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的门口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站起身来，然后扶着车前的横木，像这个方向表示致敬。这个仆人就不理解了，就问他原因，魏文侯说，这不是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吗，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，我怎敢不对他伏轼致敬呢？段干木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，而我呀，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。段干木富有的事道义，而我呢，富有的不过是财富。土地不如德行，财富不如道义。我理应重用这个人，我理应尊敬他。所以魏文侯就给了段干木百万的薪禄。而且经常向他去请教治国的道理。魏国人听说这就事后，都特别地欢喜，结果怎么样呢，不久之后，这个秦国想要出兵攻打魏国，这个时候司马唐雎听到了这件事，就劝谏秦王，说段干木是一个贤德之士，而魏文侯对他礼遇有加，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。这个时候还不应该去攻打魏国。秦国的君主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，就按兵不动，不再去攻打魏国了。
那你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重用贤德的人，让天下人都为之佩服，不敢轻易对他有所企图。为什么呢？你看《孟子》中说道，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，然后才被别人侮辱，一个家庭，也一定是内部有了纷争，才让别人看到有机可乘。那么一个国家呢，也一定是自己的内部掀起了纷争。别的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团结，才会打它的主意。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有贤德的人被重用，它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。从上到下都团结一致，没有私心，不自私自利。那么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强大的。别的国家也不敢对他有所企图。
所以在《潜夫论》上也说，国家为什么会乱呢？怎么能够判断出这个国家将要混乱呢？关键一点就看，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。这个古人告诉我们，不重视贤德的人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国君喜欢财货。《群书治要·六韬》中也说，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，群臣就都喜欢获得利益。那么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呢，他就是不自私自利，这些欲望、财利对他没有诱惑。那么贤德的人，一旦不被国君重用，他就会隐居起来。这个国家因为没有人兴起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导，人自私自利的心全都升起来了。那就是《孟子》上所说的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各种各样的祸患也都产生了。
那么在《新序》中，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。说这个秦国要去讨伐楚国，在去讨伐之前呢，先派使臣去看一看，秦国有什么宝器。楚王听到之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了，问他。说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，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和氏璧、随侯珠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呢？令尹子西回答说，我也不太清楚。那楚王一看呢，就又把昭奚恤给召来了，也是向他询问这件事。昭奚恤说，秦国是想看一看我们的政治得失，而另有企图。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，在于贤德的臣子。像珍珠玉器这些玩好之物，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。秦王一体，他回答的很有道理。所以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。那么昭奚恤怎么做的呢？他在东面设了一个高台，在南面设了四个高台，在西面建了一个高台。等秦国的使者来的时候，昭奚恤就对他说，您是我们国家的客人，那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。令尹子西呢，他就坐在南面的高台上，然后太宗子傲、叶公子高、司马子反都依次坐在南面，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。对秦国的使者说，您想看一看我们楚国的宝器，楚国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，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，使百姓各得其所，有令尹子西在这里，手里拿着圭壁，能够出使诸侯，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，使两国能够结交友谊，没有战争的忧患，有太宗子傲在这里。能够保卫国土紧守边疆，不侵犯邻国，邻国也不能够侵犯我们国家，有叶公子高在这里。治理军队，整修军器装备，抵御强敌，手里拿着战鼓，可以激励百万的民众，他所任用的人，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有司马子反在这里。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，能够汲取治理动乱的经验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。就请您尽情地观看吧。这个秦国的使者听了之后，无言以对，非常地惊讶，回去之后呢，就向秦国的国君禀告说，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，这个时候出兵去攻打它，还不是时候，因此呢，秦国就放弃了征伐楚国的念头。
所以你看呢，历史上这些贤明的君主，都是以贤臣为宝，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。这样呢，重用贤德礼贤下士，国家才得以安定。那么如果在位的人，都喜欢珠宝财富，那么上行而下效，整个国家就危险了。那么在《盐铁论》上岁这一件事也做了这样一个评论，它说“随和，世之名宝也，而不能安危存亡。”随侯珠和和氏璧，虽然是世间的名贵的宝物，但是它有什么用呢？并不能是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。所以“喻德示威，唯贤臣良相，不在戎马珍怪也。”你要彰显自己的威德，只有靠贤臣良相，而不是这些珍禽异兽珠宝金银等等。因此，贤王以贤为宝，而不以珠玉为宝。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所以用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。这个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好
第二一点，用人也关系到民风的善恶。在《群书治要·后汉书》上记载，说“务进人贤，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，则风俗自化矣”。说一定要进用贤德的人，让他们来处理朝政。如果我们任用的是真正贤德的人在位，不过几个人，这个社会人心就会得到扭转，民风习俗会由恶变善。
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上，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，都礼请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大德为国师。那么自己以学生之礼，礼敬老师。跟着国师学习，对国师礼遇有加。那么这些儒释道的大德，他每一天都给皇帝和群臣讲经说法，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育。那么皇帝又对他们如此恭敬。这上行而下效，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尚。
所以我们社会呢，如果能够选拔出那些德才兼备的，对传统文化有认知的，又能够力行传统美德的人。每一天在中央电视台，地方电视台，宣讲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的道理。那我们相信，不过两三年，这个社会风气就会为之一新。中国古人说邪不胜正，只要有一个频道是播放正确的，正面的教导。那么大家呢，都会能选择正确的，明辨是非善恶的这种教诲。
《群书治要》中有一本书叫《文子》，它就指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。“上多欲则下多诈，上烦扰则下不定，上多求则下交争。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，无益异于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也。”这个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，没有兴起教化，原因就是自己欲望太多。自己的欲望太多，那么听了圣贤教诲，让他呀要节俭，要杜绝骄奢淫逸，他听了之后也做不到。每一天又在说他，他听着也很不顺耳。那他也知道民众学习之后，分得清是非善恶美丑。那么再去投票选举的时候，自己也选不上了。所以这个在位者不能任用贤德的人，还是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。
所以《文子》上说，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，底层的百姓就会兴起欺诈之风。上面的法令非常的繁多，而且经常没有条理，下面的百姓就会不安定。上面的人有很多的贪求，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。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，就如同是想止住水，却要开凿河渠，想要救火，却要往里边放木柴一样。那么这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，必须要有圣王出现，明君出现。所以《文子》中提到，“圣王在上，明好恶以示人经，非誉以导之，亲贤而进之，贱不肖而退之，刑措而不用。礼义修而任贤德也。”圣明的君主在世，他会把他所喜好的，还有他厌恶的，明明确确地宣告天下。经过非议或者称誉来引导舆论。通过亲近任用贤德之人，鄙视并且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。刑罚虽以颁布，但是却能够放置不用。也就是说古代的人，不是没有刑罚，这个刑罚也都很完备。但是因为没有人犯罪，就可以把这个刑罚搁置不用。这都是因为礼义道德得到了推行。而礼义道德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，最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那些贤德的人得到了重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贤德的君主出现，任用贤德的人，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，那么社会风气，也可以在短期内扭转过来。我们看历史上，每一个朝代兴起，其实都是在乱世的基础上。那为什么它建立朝代几年之中，就可以恢复和谐呢？就是因为开国之君，往往都汲取了灭亡之君的教训，所以他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修身修得很好。而且任用贤德之士。这样的话，在短短的时间，这个国家也就走上了正轨，社会也就很快地安定和谐下来。
那么第三呢，就是用人，关系到领导者个人的安危。那么我们知道任用什么样的人，对于领导者他的事业成败，还有自身的命运都至关重要。首先，任用贤德的人关系到领导者的正邪与否。在《蒋子万机论》中就讲到，说“君王之治，必须贤佐，然后为泰。故君称元首，臣为股肱。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。”说君王要治理国家，必须有贤德的人来辅佐，才能达到国泰民安。因此，这个领导者被称为头脑，而臣子被领导者称为四肢。这就像一个身体一样，他们必须相互协调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所以你用什么样的人，关系到君主的正邪。
那么在《说苑》上记载，齐桓公来向管仲请教，说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管仲就说最担心的就是“社鼠”，桓公听不明白，什么是“社鼠”呢？管仲就说，这个“社”就是土地的神像。要用很多的木头，把它捆绑在一起，然后在上面涂了泥，就做成了 这个土地神像。因为神像的中间一般都是空的，所以老鼠就经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。如果你用烟去熏它，你怕烧了一根整根的木头，也烧不死老鼠。你用水去灌它，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。里边的老鼠不能杀死，就是因为这个土地神像的缘故。而齐国也有“社鼠”，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。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，就会蒙蔽善恶，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。君主身边的人仰仗着君主的庇护，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，而鱼肉乡里。你不诛杀他们，会给国家带来混乱。你诛杀他们呢，他又是君主所庇护的人。很难把他诛杀掉。所以要治理国家，最担心的就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。
那么用人还关系到领导者的安逸与否。如果你用人用得得当，你自己就不用很劳苦，自己就会很安逸。所以《尸子》上说“夫用贤，身乐儿名附。事少而功多，国治而能逸。”如果您能够任用贤德的人，你自身会很安乐，而名声自然跟随而来。事情少而功绩大。国家得到治理，自身也很安逸。
在《说苑》上记载着孔子的弟子子贱，在治理单父的时候，他弹着琴，自己从来没有离开公堂，单父就得到了治理。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，他也治理单父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，披星戴月事必躬亲，忙忙碌碌的不得安居。不过，这个单父也得到了治理。那巫马期就问了，说为什么子贱弹着琴，很安逸的就把单父给治理好了。子贱回答说，我的做法就是任用贤人，而你的做法是任力，靠的是出力。“任力者固劳，任人者固逸也”。出力的人，那肯定是劳苦奔波。但是能够任用贤德的人，把这些贤能之士都发挥作用，那自身就会很安逸。国家也能治理好。那么子贱就属于后者。所以他四肢安逸，耳目不劳，平心静气，让百官把事情给治理好，而巫马期却不然。他损害自己的性情，而且辛辛苦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。虽然单父也得到了治理，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。就是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的根本，在于领导者自己有德行，而又不嫉贤妒能。信任那些贤德的人，对他们委以重任，这样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。
那么怎么样任用贤德的人呢，具体的做法，就是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，任为三公。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，任为九卿。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，任为二十七大夫。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，任为八十一元士。都是以他们的才能大小给以适当的官职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。那么这样一来，道德教化就由天子达至百姓，这样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。因为位重的人他有德行，那位轻的人德行稍稍不够，但是他受到有德行的人的限制、引领，他也会逐渐第转而去做道德的事。所以上面一倡导什么，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。上面有所行动，下面也会自然跟随。四海之内同归一心，都背弃贪婪鄙陋，而心向道义。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民众，就像风往哪吹，草就往哪倒一样。没有人不跟从。
所以你看，古代的人任用贤才，都是以德行才能的高低为取舍。而不是任人唯亲，或者是徇私枉法。
用人还关系到领导者自身的成败，那么我们举一个故事，来说明这一点。那么在《晏子》上，记载着一个齐景公的故事，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，他说我的先君齐桓公，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，九次会盟诸侯，一统天下。那么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，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，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？这个晏子怎么回答的呢？晏子说，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，九次会盟诸侯，一统天下。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，右有管仲的辅佐。而您呢，现在左右全是娼优，谄媚邪恶的人在前，阿谀奉承的人在后。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？
晏子的话就是从一个侧面提醒景公，桓公之所以称霸天下，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，信任贤才。如果你也想称霸天下的话，不是要效仿他有多少的兵力，而应该效仿他任用贤人的智慧，还有度量。
所以你看这个用人，确实也是关系到君主的成败。正是因为用人如此地重要，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呢？那我们下一次课再讲。
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 ！！
刘余莉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、硕士毕业。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、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、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，著述丰硕。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，并应邀到英、意、美、加、澳、日、新加坡、印尼、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。2015、2016年，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，围绕“从《群书治要》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”做主题演讲，对中国传统文化“东学西渐”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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